石头，有采用类似于简单共产主义的，也有采用初级资本主义模式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模式并没有像是后世一样一定要分出一个你死我活，而是同时存在……

　　斐潜说着，德格朗齐听着。

　　『一个家庭的财富怎么来的？就是靠这个家庭里面的人去劳作而得的，』斐潜缓缓的说道，『家庭组成了部落，村寨，县乡，然后更大的州郡，国家……所以财富是从劳作而生的，如果什么都不做，自然就没有什么财富……而劳作的方式有很多，有耕田，也有工坊……』

　　不仅是在财富的态度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各有各自的态度和方法，在对待劳作的方式上，也是各有不同的方式的。

　　发展工业，兴建作坊，按照管仲的方式，那么就是认为用奴隶容易逃亡，然后逃到了深山野林里面，抓不回来很麻烦，而用百姓作为劳力，百姓也会不满，全民皆兵之下容易闹事。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矿包给富商，抽十分之三的税，剩下的事全让富商负责，进行间接的管理，只需富商把钱交上来就好。必要的时候再对富商施以重税，同时鼓励富商消费，从而调节财富分配。

　　而墨翟则是会表示，先要和民众讲清楚此物『大利天下』，然后集聚财富和人力，上下同心，尚同共义，以守纪律和吃苦行义的墨者为先驱，带领百姓进行生产，再将铁器售卖或是分配给人，收集资金，扩大生产。

　　这些事情，这些不同的想法，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举措，都被记载了下来，真实的存在于华夏的土地上。

　　春秋战国之时，没有人去质疑究竟管仲或是墨翟究竟是属于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砖家跳出来拿个遮羞布晃悠，因为不管是管仲还是墨翟，都很坦诚的表示，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民财，集合众人之力，为了防御，或是为了霸权。

　　他们都在说，得到了这些民财，要用好，要珍惜，不要徒耗民力……

　　然后么，儒家来了，开始文过饰非。

　　纸面上的东西漂亮了，实质上的东西稀少了，越到了后面，便是越发只剩下了谎言，讥讽和嘲笑，民众的辛劳，变成了领导者的荣耀。

　　在司马公写史记的时候，还对于这些不同的智慧加以盛赞，可是到了晋代之后，就渐渐的没有人会去这么说了，尤其是对于民力的珍惜方面的内容上，越发的稀少了起来，只是剩下了一堆被涂抹了的，到处都是***的墨色。

　　『你开始关注到了老人，这很好……明白了什么是财富和劳作，那你就能够明白只有心怀自己民众的统领，才会真正的去关心子民的老人和孩子……嗯，有一句话，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斐潜稍微解释了一下，笑了笑说道，『这是我准备给你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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