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忧。

　　作为一个西方人和基督徒，俾斯麦当然也不希望再发生一次黄祸。

　　如果4亿中国人都成为这两天他见到的明人的样子，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的灾难，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灾难。

　　但现在看来，这个明国完全是依靠朱富贵皇帝的个人魅力，以及几位绝顶聪明的天才科学家、工程师的灵光一闪，才创造出来的。

　　明国在北美西部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具备普世价值的。

　　他绝无可能惠及四万万中国人，也绝无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

　　或许大明崩溃就在明天也说不定，因为他们的制度和宗教信仰远远不如欧洲人。

　　一个工程师治理的国家，上限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俾斯麦反而对于促进普明结盟更加热忱了。

　　19碗炸酱面+2个卤蛋也不是白吃的。

　　在餐桌上，朱富贵也与俾斯麦谈定了几件事情的初步意向。

　　一是，大明皇家成衣厂立即赶制一批普鲁士军装样品，交由俾斯麦带回柏林让威廉一世御览。

　　二是，俾斯麦直接拍板，签署了《明-普鲁士教育理论共识》。

　　说起教育，如今在欧洲，普鲁士教育模式可谓是迎风臭三丈的反面典型。

　　在教育问题上，俾斯麦惊喜的发现居然能在遥远的东方，或者说是美洲找到知音。

　　从腓特烈大帝开始，普鲁士便开始推行义务教育。

　　即国王使用国家税收，而非是向学生收取的学费，来推广覆盖平民的基础教育。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上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总而言之，以加工机械零件的方式，对每一个孩子进行强制性的基础教育，这就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精髓。

　　而这一体系的终极目的则是：“创造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

　　这样的做法自然受到了如潮的抨击。

　　英国的自由派学者们说：“普鲁士体系的主要设计缺陷是连贯-干扰问题，其源于一个事实：同一知识对不同学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一个孩子可能会增加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另一个孩子将遭受知识干扰。因此，普鲁士模型臭名昭著地违反了学习的基本规律，该规律认为学习必须是自主的，并且是快乐的。”

　　普鲁士的诗（公）人（知）们说：“普鲁士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普鲁士人。”

　　就连贝多芬也认为：“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不过贝多芬无疑忘记了，他8岁师从宫廷老管风琴师H·伊登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及管风琴，同年第一次登台演出，这是贫民阶层子女一辈子无法接触到的素质化、个性化、专业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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