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但就是这么一想，估计就要身死族灭！

　　我是汉臣、我是汉臣……又一次曾国藩在内心对自己说道，似乎是在劝说着自己的接受现在的身份变化。现在的他身上穿的并不是青色的清式一品官袍，而是一件普通的汉式深衣，作为一个理学信徒，在几个月前，他作出了一个，影响终身的决定——降汉！

　　降汉！

　　看似简单，可对于曾国藩来说，却是在犹豫数月之后，方才做出的决定，最终促成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不希望将来于老家湘乡被人“勒名于碑”。

　　那石碑可不是什么好名——在安徽光复之后，如明末降清汉奸阮大铖者，虽说因他的籍贯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情况，但汉王仍然令其于两地将共名“勒名于碑”，于碑上尽道其汉奸之行，以警示后人。而如福建的洪承畴、施琅等人无不是于其乡将其名其罪勒碑示人。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以说是最致命的一击，他害怕自己的大名也如那些明末降清的汉奸一般，被列为“汉奸”，于城乡门前石刻其名，甚至在其坟茔墓碑上亦刻上“汉奸”两字。这可不仅仅只是臭名于史书，毕竟史书只有少数人看，但勒名牌上，却可让四乡皆知。届时必定是四乡皆以其为耻，其族人亦会以其为耻。

　　面对这种“威逼”，曾国藩在一番权衡之后，做出了他的选择与决定，而这不仅仅避免他会成为汉奸，而臭名远扬，同样也保住了曾家的荣华富贵。在他降汉之后，汉公对他倒也算信任，仍然任他为江西巡抚，直到几天前，随着一纸电报的到来，作为江西巡抚的他被调至中枢，虽说未告知新差，但进入中枢，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在接到这份电报后，他几乎是立即将江西政务交予他人，然后立即乘火轮船来到南京，其间甚至连一个时辰都不敢耽误。为人臣的他非常清楚，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皇上的信任与否，同样也关系到曾家的将来。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许用这句话来形容曾国藩，到时再正确不过。在其降汉之后，他立即裁撤江西勇练，同时还把命九弟等人带着儿子以求学之名去了南京，求学是假，做为“质子”是真。

　　当了满清的多年忠臣之后，曾国藩知道自己必须要用一些举动去争取汉王的信任。他不能像四川总督一样，用近两万条人命去换取信任——因为他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去争取信任。

　　遣兄弟、儿子来南京是为了取信，而火急火燎的赶到南京。没有流露出丝毫眷恋之意，同样也是为了取信。

　　现在，当乘着马车朝着南京城驶去时，作为开宏元年第一个离开地方进京上任的封疆之吏，想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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