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台词就是他汪某人“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

　　汪主席的势力在南京蛰伏的那段日子很不好过，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之后，一些南京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避空袭，和汪主席持有同样想法的有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疯狂的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于是很快有人用调侃的口吻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周佛海知道以后还给自己编了一套遮羞的借口，周佛海无耻的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这个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与汪主席之前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主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主席的心腹。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兆銘不谋而合。他认为日本每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而中国才不过十几万吨，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已经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汪兆銘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强大的表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在当时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不过这个所谓的“低调俱乐部”“低调”的时间也没能坚持太久的时间，随着日军在华北和淞沪的一连串军事胜利，汪兆銘的“求和”愿望也开始越来越强烈。37年10月间广西的李长官曾拜访汪兆銘，当时汪主席一再的问李长官“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话时汪主席不停摇头叹息，对抗战的态度很是消极。汪主席还不断向最高当局施加压力，他接连给最高当局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结果自然是被最高当局用几句话随便打发了，汪主席这时开始对最高当局变得非常不满，和日本人的接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

　　汪主席很快走到了书房的门口，在自己的地方见日本人的特使居然让汪主席感到有些紧张，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这位特使一定是来请他办什么事情的，这倒是个向日本人示好的好机会！

　　你最高当局不上路就怪不得我汪兆銘先下手了，有了日本人做靠山，该用的着看别人的脸色吗！？

　　“特使先生辛苦了！这么晚来访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是事情找在下吧？”

　　汪主席的笑容十分的亲切，他希望给影佐祯昭大佐的特使一种舒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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